（此文发表于2023年第七期《中华诗词》杂志上）
今年6月，《中华诗词》第6期刋登了梅岱同志《毛泽东的诗词观一一读书札记》（以下简称《诗词观）一文。我读着这篇文章，宛如自已于无声处耹听流泉的潺潺清音，胸境顿生大开之感。梅岱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既首开对毛泽东诗词观的深度研究和系统介绍，又对当下诗词创作形势及诗歌改革方向作了深刻思考。这对于我们发展当下诗词事业尤其是提升诗词创作及鉴赏水平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和有意的启示。
一 、文章首次开启对毛泽东诗词观的系统研究
上世纪初，出于批判封建主义的需要我国曾掀起了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新文化运动”，我国传统古典诗词从这以后受到了打压以至处于冷落状态。 直到上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 学习创作古典诗词之风才在国内逐渐兴起，进入本世纪后才成蓬勃发展之势。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使现在国内古典传统诗词创作者据估计达数百万之众，但对古典诗词的理论研究者却很少，而且虽然有数量极少的人从事过诗歌理论研究，却处于“常常是不写小学的人评论小说，不写诗词的人评论诗词”的不协调状态；故至今整个诗坛对诗词理论的研究仍属薄弱环节。而且由于现在整个教育系统能创作古典诗词的教师不多，因而虽然小学中学开启了对传统古典诗词的教学也基本上是停留在赏析层面上，创作古典诗词的教学在学校教育中是处于零星状态。故现在浩浩荡荡的诗词创作大军，绝大部分是由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城乡老年人“半路出家”构成；大家创作诗词的动因以及对诗词创作的立场、宗旨、风格及价值取向的理解都不相同，这样创作出的部分作品难免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所以树立一种正确的、符合时代特色并被大家公认的诗词观，重点在诗词创作的立场，作品价值取向、诗人的社会责任及创作道路等方面 改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况，以把广大诗人的意志聚集在发展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旗帜之下，这是诗坛之急需，也是发展新时期文学事业之迫切需需。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当然由于 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一生忙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以他创作的诗词数量要少于一些古人与今人。但是他的诗词的质量、诗词整体的审美价值，在诗词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学才华和思想境界，无不被当代许多诗词大家由衷的钦佩。上世纪初，诗词大师柳亚子先生赞誉毛泽东诗词是：“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他从总体上评价毛泽东的诗词：“才华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认为毛泽东诗词超过了苏东坡、白居易、纳兰容若这些古人。大作家徐迟表示自已：“诗从毛泽东”。当代著名诗人陈毅元帅认为毛泽东是“诗词大国推盟主！”。毛泽东诗词不愧是唐宋以来诗词界耸立的一座新的高峰。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应该说是直至上世纪中叶才开始，而且一般也是停留在对毛泽东诗词作品的学习鉴赏上。对毛泽东诗论思想，即毛泽东的诗词观的研究处于零散状态。梅岱同老著述《诗词观》这篇文章的重大价值在于，他第一次在文学史上开启了对毛泽东诗词中所蕴含的伟大思想和智慧的研究，系统地，全方位地推介毛泽东的诗词观，可以说这是填补了近代诗词史上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空白。更值得高兴的是，这对于诗说纷纭的当下树立一种具有时代特色被大家公认的诗词理念来引领诗词潮流发展的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文章独具慧眼揭示了毛泽东诗论思想的独特性
毛泽东作为一位具有治国安邦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写诗， 他的许多诗论观点尤其是诗词作品，自然会呈现出治国安邦才略及远大眼光的政治元素。而这种政治元素，如果只从纯艺术纯学术的的角度去展开研究，是难以理解和把握的。梅岱同老这篇文章独特之处在于，他也是站在社会政治的高度来研究毛泽东诗词观，因而能敏锐地发现毛泽东诗词观这种独具一格的特性。梅岱先生指出： 毛泽东诗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审示和品评诗人和诗词作品的，格局、视野、胸襟、气度决定了它的诗论往往不是就诗论诗，不是纯美学，纯艺术的评点和解读，而是政治观，大局观，审美观的结合。”梅岱先生还揭示：“毛泽东诗论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自己写诗词，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也就是我们说的“发言权”。现实中，常常是不写小说的人评论小说，不写诗词的人评论诗词。而毛泽东以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论诗说诗”。这就是说毛泽东既是诗词理论家又是诗词创作者。“因而他的诗论有更强的说服力”。所以，梅先生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诗词观：“可以说，毛泽东的诗论精辟而深邃，丰富而独到，因此构成其自成一体，别具一格的诗词观。学习毛泽东的诗词观，领略蕴含其中的文化立场，文艺思想，文学观点，不仅对中华诗词的当代发展有着重要的方向性意义，而且对当今诗词创作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梅岱先生分析提炼出毛泽东诗词观的这种独特性 对于我们准确全面理解毛泽东的诗论思想，正确开展文学艺术评论意义非常重大。现在不少关于文学艺术的评论文章，习惯于在文学艺术领域内部的互相吹捧，缺乏一种既有褒扬，又善于指点缺失的清正纯净氛围。特别是 还有一些文学艺术评论，背离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传统，不考虑作者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不考虑文学艺术作品产生的社会影响，只从纯艺术、纯文艺技巧的角度评论作品；甚至出现有的评论文章为 吸引眼球、投其低级趣味者所好而“赶潮流”的作品、或为满足西方的利益及审美取向而创作的作品大唱赞歌，站台鼓劲，至使一些广大人民大众视 之恶心的作品 不仅能充斥市场，还能获取荣誉。毫无疑义，这会把人们的审美观引入歧途，对发展人民大众喜爱的文学艺术事业将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梅岱同志认真研究，系统阐述毛泽东的诗词观，其意义不仅仅是把毛泽东的诗论思想宣传推介给包括文学艺术界在内的全社会，更是在文艺评论队伍中推崇一种正确开展文学艺术评论的价值取向，让广大文学艺术评论工作者明白应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以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价值观去看待以至评论当下文学艺术作品；这是在文艺评论领域高扬起一面旗帜，对于还文艺评论领域一片朗日清风将产生非常重大的示范作用。
三、 文章准确把握住了毛泽东的诗词观
梅岱同志在大量阅读研究毛泽东诗词作品及相关书籍文献的基础上，在《诗词观》这篇文章中系统地研究介绍了毛泽东的诗论思想。毛泽东的诗词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诗人的立场：毛泽东说，“诗是人民创造的，诗人是人民的代言人”。毛泽东一贯主张“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诗词当然不能例外。毛泽东极力推崇鲁迅的诗。他指出，“鲁迅的诗是为中国人民写的……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 毛泽东还认为一首诗词作品是好是坏 应该 由人民群众来检验。他说，“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应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所以，诗人应站在人民的立场写诗，人民大众喜爱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诗人的视野：毛泽东提倡诗应写“重大题材”。何谓重大题材？“诗歌要反映人民生活”和“现实斗争”，“这是诗歌的革命任务”。诗的源头活水就在人民的生活和创造之中。这里毛泽东是强调诗歌要紧贴时代，要反映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毛泽东的诗词始终聚焦中国革命和建设，几乎全都是重大题材，“是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记录，当属‘史诗”。
诗人审美的价值取向：“诗贵意境高尚”。毛泽东认为创作诗词应具有诗兴、诗味、诗意、诗境。他把诗境置于最高位置。 “诗境”即诗的意境。诗之美在意境，有意境则自成高格。所以，毛泽东说“诗贵意境高尚”。毛泽东年轻时代就遵从铁骨铮铮明代重臣杨继盛的“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 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他赞美中唐诗人韦应物“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句诗“时写道：“这寥寥七字，写出了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毛泽东创作的诗词作品，大都是具有家国天下的博大胸怀和高尚境界的作品。
诗词发展的方向：诗词的大众化、时代化、民族化。
毛泽东认为诗词发展的方向是实现诗词的大众化，时代化、民族化。谈到旧体诗时，毛泽东高度肯定其发展的意义，认为旧体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到，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因此毛泽东认为旧体诗要坚守格律。 “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当然，毛泽东认为，“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要做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诗要有新意，要含蓄”。在毛泽东看来，“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要不断地推陈出新”。他指出当代旧体诗创作之不足是“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都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某些人写的词，大家都是昜懂的”。 这说明毛泽东主张诗词语言要通俗易懂，要大众化。毛泽东还认为旧体诗形式要服从内容，只要诗的意境好，破的格也无妨。在诗词创作上，要求正容变，尊古但不泥古。
关于新诗，毛泽东东首先肯定新诗发展的成就，他说：“新诗的成绩不能低估〞；同时，毛泽东又精辟地指出了新诗存在的问题。1965年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他多次跟人讲：“我不读新诗, ”并诙谐地说：除非给我二百大洋”。他认为新诗存在的问题是：其一，“现在的新诗，太散漫”，“不成形”，“不引人注意”。其二，“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其三，新诗与民族情感不甚合腔，且形式无定，不易记，不易诵”。
通过对传统诗词和新诗现状的辩证分析，毛泽东提出新诗与格律诗一样“ 都应该在发展中改造”；那么改造的方向是什么呢？他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很明显，毛泽东这里认为新诗改造的方向是向古典靠拢。1957年1月，毛泽东又说：“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炼，（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歌谣发展”。毛泽东讲的这三条是古典诗词的特点，这里他认为新诗发展是要吸收古典诗词的上述特色长处；再发扬民歌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生活，简明朴实，生动灵活的特点；这就是在“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同时也指出了古典诗词“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歌发展”同样是其方向。古典诗词如何向民歌发展呢，首先是要象民歌那样紧贴时代，植根于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实际。二是要学习民歌大众化的语言艺术。毛泽东说：“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读，百读不厌”。“新文学要建立在通俗易懂的口语基础上”。所以，毛泽东总结当下古典的发展道路：““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诗词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无论是古典诗和新诗，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者融合起来，便是中国化的、时代化的，受人民群众欢迎的艺术〞。
毛泽东尤其强调写诗要“诗言志”，诗人“有此志”，才“乃有此诗”，“这‘志’在毛泽东看来，既包括抑郁不平之气，也包括慷慨豪迈之气，欢喜愉悦之情，即所谓诗词“兴观群怨”的功能。毛泽东还提出“诗贵改”，“诗有达诂”，“诗不宜注”等观点，体现出一位大诗人具有的精深学问和行家眼光。毛泽东将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贯彻于诗词观，他“以辩证、科学、理性的思维来评判分析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指出：对诗人要一分为二，对诗要一分为二。这进一步突显了毛泽东诗论的理论深度和雄辩的说服力。
从上述看出，梅岱同志对毛泽东诗论思想的研究，既从广度上把握住了毛泽东诗论思想的内容，又从深度上把握住了毛泽东诗论思想的精髓。所以《诗词观》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诗论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文章体现出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梅岱同志在研究 毛泽东诗词思想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严谨认真的学风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毛泽东上述诗论思想是从毛泽东创作的诗词作品、毛泽东大量有关诗词的讲话、批示、与诗友论诗的书信往来及阅读 古典诗词书籍的批注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毛泽东是一位创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诗人，他毕生创作已公开发表的诗词作品共有67首。他在大量阅读中国古典诗词的基础上又对古人的诗论思想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南海丰泽园和游泳池毛泽东居所存放的图书报刊达10万册，其中就有历朝历代千多册中国古典诗、词、曲、赋、联读物，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诗话、词话、音韵、词律和种种的评论、注释、赏析等相关读物。毛泽东对这些读物读进行了认真的阅读，有些甚至阅读多遍。毛泽东亲笔圈画过的古代诗词，涉及400多位古代诗人创作的1200多首作品。他阅读过的唐诗著作版本竟有30余种。正是在吸取中国传统诗词精华和自身积极进行诗词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词观。
梅岱同志非常认真地对毛泽东这些诗论观点进行了研究。由于毛泽东的诗论思想散布在浩繁庞杂的书籍及文献之中，所以梅岱同志从几年前就开始对这些文献中毛泽东论诗的材料进行探寻、分析与研究。从2021年开始，他用了大半年时间读完九卷本《毛泽东年谱》；并在阅读时将其中毛泽东读诗、吟诗、论诗的内容摘录在读书札记中；共作了200多条共3万余字的笔记。今年以来，梅岱同志对《年谱》读书笔记中有关毛泽东诗论的内容作了认真梳理；同时又搜集、整理了散见于有关毛泽东的专著、回忆文章中的关于诗词的史料；然后将毛泽东这些散布于浩如烟海的书籍及诗词文献中的点点滴滴诗论观点综合起来仔细对照阅读研究。至2022年6月，梅岱同志完成了《诗词观》文章初稿， 然后他又作了多次认真细致的修改，直至今年5月才正式定稿。 梅岱同志研究毛泽东诗词观的过程，体现出一种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对比在一段时期以来 学术研究领域有些人读书浮光掠影、研究论述问题蜻蜓点水，或抄袭照搬的现象，梅岱同志这种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态度是多么令人敬佩。正是在大量阅读掌握丰富材料深入研究的的基础上，梅岱同志概括出了毛泽东独特的诗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诗词观》这篇宏论大作。梅岱同志这种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也足以使人相信他研究毛泽东诗论思想把握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五，文章直面当下诗歌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改进的方向
梅岱同志 用如此大的精力来研究并推介毛泽东的诗词观，这绝不是凭一时的心血来潮，这完全体现出他对当下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及评论领域既春潮滚滚向前又潜藏着漩涡回流这种形势的清醒认识和应如何扶正抑邪的准确把握。出于对推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一种责任担当， 梅岱同志在阐述毛泽东诗词观的同时，也直面当下诗歌创作领域现状，敏锐地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如何遵循毛泽东的诗词观扬正抑偏以推动当下中华诗词事业健康发展。
针対当前有少数人创作诗词背离为人们写诗原则，写出的作品不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现状，梅岱同志指出：“诗词不是曲高和寡的精英文化，贵族文化，是属于人民的大众文化，理所应当为人民放歌抒情。” 在梅岱同志看来，诗词工作者要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作品，就应植根于广大 人民群众之中。他说：“诗词的源头活水在基层，在群众。从基层吸取养分，获得灵感，也是高水平诗词创作的不二法门。”
如何创作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梅岱同志在文章中指出： “艺术形象是诗歌的生命，诗词是用形象反映生活，抒发感情的，即把文字幻化为有声有色，有人有事，有情有义，鲜活生动的形象，而不是把文字编码成空洞的口号，枯燥的标语。诗词没有了形象，只搞抽象就很难有意境，也就没有生命力”。梅岱同志这段论述 是针对当前在古典诗词创作中，有的诗人不懂得在作品中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抒情叙事，却习惯于用一些标语式的语言，空洞的、抽象的口号来抒情表意，这样的作品肯定是“味同爝蜡”。梅岱同志这里指出了诗词创作艺术发展的方向。
如何理解毛泽东关于诗词创作要写事关家国社稷的“重大题材”？ 梅岱同志指出这涉及到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梅岱同志认为虽然不能把文学的功能完全归结于为政治服务，但必须看到，“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学要完全离开政治，脱离社会现实是不可能的，所谓要文学作品‘超功利’，‘同政治保持距离’也是不可能的。梅岱同志很赞赏鲁迅提出的“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的观点。的确，从诗词发展的历史看，中国历史上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艺术并没有脱离政治和社会现实。《毛诗序》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著作，它认为诗词的社会功能是“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昜风俗”。这里充分说明在历史实践中诗词与社会现实是紧密相联系的。所以，在梅岱同志看来，当今时代的诗人，应该聚焦火热的社会生活，用自己的笔墨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化，潮起潮落。曾经有人主张诗人只要写写身边发生的事就行了，与自己无关联的相距甚远的事没有必要管它。这种观点的本质就是主张诗词创作要远离社会实际。对此，梅岱先生在文中尖锐批评说：“任何一种艺术，如果自视其高雅，以阳春白雪，超凡脱俗自居，远离现实，远离时代，甘愿变成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花瓶里的兰草，玻璃缸里的热带鱼，逢迎取悦有闲人和玩家们，或者只是关注一己悲欢的情绪表达，其价值便大打折扣，其生命力也就日渐衰退了。作为文学艺术的诗词能不能投入社会生活的大潮流，能不能赶上民族艺术的大舞台，能不能融入时代进步的主旋律，决定了其地位和价值”。梅岱同志这种见解既很深刻又很正确。试想，如果当代有那么几位诗人，他们的作品不是反映当今时代火热的生活实践，如宇航员登上月球，高铁奔驰四海，互联网融于生活，新农村气象万千，南海吹岛，钓鱼岛维权这些事关国家民族兴衰的重大题材，却沉溺于写或花前月下；或酒楼醉酒，茶馆闷茶，洗脚按摩，棋牌垂钓；或戴着有色眼镜蛋中寻刺、对社会对他人说三道四以显示自已之高等一些小情小景小调小技；虽然诗人写不写这些东西是他个人的自由，但若沉迷其中，试问这于当今时代何益？于当下国人何益？于子孙后代何益？诗人的作品应重点反映时代的主旋律，反映文明发展的主流，这才是诗词创作的康庄大道。
关于新诗的发展，梅岱同志说： “虽然毛泽东东关于新诗的见解是零散的，但汇集起来却是系统的，目标、原则、路径、还有时间表，实际上毛泽东已经设计和规划了一章清晰完整又令人鼓舞的新诗改革发展蓝图”。但是，梅岱同志在分机新诗的现状后指出：“毛泽东谈话到现在早已超过50年了，遗憾的是，他提出的新诗改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构想和期待的新诗形式即“新体诗歌”仍未形成整体气候，有些新诗离形式感越来越远。”梅岱同志对新诗发展的现状表示担忧， 他在分析毛泽东关于新诗的一系列指示后指出，“但愿会有更多的当代诗人特别是年轻的诗人们能够从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中受到启发和借鉴，并将其付诸实践。”
综上所述，梅岱同志所著的《诗词观》一文确系诗论杰作。让我们从此文中吸取营养，开创出一片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新天地。
二0二三年六月初于长沙
彭崇谷，1954年生，诗人、赋作家、书法家、画家。中华诗词学会第三届、第四届副会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兼当代诗词曲赋联精品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顾问、湖南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先后聘请为中南大学、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客座教授，湖南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导师。所著86万字理论著作《捍卫尊严一中国传统文化陷阱论批判》 列为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读物资助项目出版，另还出版多部诗词、书法专著，所撰《三江源赋》被编入《大学语文》教科书、《湘江赋》被编入《中华文化基础教材》。诗词联赋书法作品多次获奖，先后被国内外40余种报刊刊登，30余处名胜古迹刻石立碑。文化部为其出版《走近大家》书法个人专辑，并聘其为特邀艺术家。
来源：文人彭崇谷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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