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潜江的做法并没有多么高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一颗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心。
就在2020年1月15日，武汉市官方发布“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的消息时，潜江市委书记吴祖云和市长龚定荣就感觉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1月17日上午，潜江收治和集中管理了32位确诊的肺炎发热病人，当天下午，潜江市领导顶着巨大的压力，采取的一边上报一边先行封城。
同时，第一时间终止所有娱乐活动，第一时间出台了很严格的禁足的命令，第一时间向老百姓发布关于病毒的消息，第一时间向群众大力宣传戴口罩、勤洗手、居家隔离的措施。
要知道，对百万人口的城市进行封城，必须上报，批准后才可以进行，这就是政治规矩。
不报先做，这就是风险，搞不好是要掉乌纱帽的。
但是，恰恰是潜江市委政府的“决断早、力度大、言入心”，让潜江市稳稳地挡住了病毒的侵袭。
不得不说潜江市的种种行动简直堪称模范！
不得不说，只要防范及时，保障得力，天灾不是没有办法防御！
潜江市的做法让我想起了毛远新。
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
省地震办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是，近期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
时任省委书记毛远新提出，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播出震情预报。
时任辽宁省委常务书记的李伯秋说：
“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
毛远新说：
“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
当时室外零下十几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
发出地震预报，还可能会造成恐慌，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
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影响鞍钢生产，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商量的结果是，预报要发，但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
省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市，先召开海城县、营口县及当地驻军的紧急会议。
同时，通过县级有线广播网直接传达下去。
当天下午两点，在海城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从当天晚上起，辽南地区海城、营口两县，所有人员都不要住在室内，生产队的大牲口、农业机械都要拉到室外。
各级干部、党员、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
在生产队和城镇的居民区，用大喇叭广播动员群众。
就在2月4日当晚，19点36分，海城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
1975年9月底，毛远新路过北京时看望了毛主席。并汇报了海城地震情况。
毛主席说：
“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
毛远新说：
“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
毛主席说：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
毛主席这是借用杞人忧天的说法，劝毛远新放松心情。
“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
实际上，毛远新和辽宁省委的领导，敢于决策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2月的东北，天寒地冻。用行政手段让大批老百姓呆在室外，要冒很大的风险。
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不会做出那样决策的。
四、这些人的行为十分恶劣
从这些干部的敢说、敢做、敢当的行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
潜江市是人口少，但是防疫意识强，而有些地方呢？明知疫情发生还组织大型宴会，组织防疫工作拖拖拉拉，半死不活；新闻发言脑袋空空，吞吞吐吐，照本宣科；包括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也比长沙、杭州等城市晚，这是什么问题？
是主观意识问题！是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到什么位置的问题！
就在2月9日晚，环球时报记者在武汉拍下的这一幕，让中央赴湖北指导组震怒！
在组织送重症患者去医院的过程中，车上只有司机和三十余名重症患者。
没有负责组织转运的工作人员前来协调，没有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前来安抚病人情绪。
车上坐满了30多位老人，有些老人没有座位只能站着，还有些老人只能坐在公交车的过道里，公交车司机与病人之间没有任何隔离措施。
司机并不知道具体要把病人送往哪里，和谁对接，只能把车停在医院内的停车场上，病人纷纷下车，不知所措。
2月10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立马约谈武汉市武昌区区长余松：
这些负责转运危重和重症病人的党员干部为什么不跟车？现在的武汉就是战时状态，这些人的行为十分恶劣。
五、毛时代的县委书记
这让我想起了七十年代，我采访过的一些县委书记。
那时，农村正处在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建设、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群众运动中，群众很忙，干部很忙，指挥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更忙。
他们要制订建设规划，要下乡调查，要亲自去作试验田，还要带头到工地参加劳动。
有的县委书记长期在农村蹲点，住在农村、吃在农村，和农民一块干活，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称得上是人民的好长工了。
我镜头下的几位县委书记，就是其中的代表。
——晒得最黑的是浏阳县的陈再仁书记。
我冒失地问陈书记：
“你为什么晒得这么黑?”
“我的脸比较宽，容易显胖，而老百姓最不喜欢肥头大耳的县委书记，尤其是我们浏阳县，是个革命老区，我们教育群众的最好方法，是进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为了让自已缩短与群众的差别，我坚持参加劳动，使自已晒得黑一点，瘦一点，能更好地接近群众，为群众办事。现在看来，效果不错，不少群众不叫我书记而叫陈老头了。”
他的一番富有风趣的话，弄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跑得最快的是汝城县的曾春桃书记。
1973年，我去汝城县龙虎洞水库配套工程的工地上采访，从车窗里看到一个很热烈的劳动场面，我要小车司机停车让我们下去拍些照片。
车停了，我们直奔工地了解情况，正好一对对担土民工朝我们前方跑来，听说他们在搞劳动竞赛，看谁担得重，跑得快，通过跳板不跌倒，就是优胜者。
我本能地拿着相机拍下了这一难得的瞬间，当我打听跑在最前面的民工是谁时，大家都咯咯地笑了起来。
有位小伙子对我说：
“那就是我们的县委书记，怎么样，帅不帅?”
我连声说：
“帅极了!帅极了!有县委书记带头，难怪工地这样的活跃。”
——穿得最土气的是刘中心书记
1973年，我去邵东县采访“农业学大寨”。
走进这个县境内就听到巨大的爆破声，闻到浓浓的火药味，到处写着“石山不炸平，坚决不收兵!”等标语横幅。
我准备先找县委书记刘中心了解情况，然后下去拍照，不料刘书记不在，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接待了我。
他们开玩笑地说：
“记者要找我们的书记，可不容易，我们的书记叫刘中心，他基本上不坐办公，哪里搞中心工作，哪里最繁忙，他就在哪里现场办公，县委有台旧吉普车他不坐，说下农村还是单车好，车子留着接待客人。”
经打听，才知道他在火厂坪公社龙兴大队指挥改造乱石山。
我坐着县委的车子赶到了火厂坪公社，可公社办公室的负责人说：“书记来来去去从不打招呼，都是直接上工地，你们去工地找他吧!”
后来，好不容易在去乱石山的田野里碰上了他。
他留着很深的头发和胡子，穿着一身破旧衣服，肩上挂着一个黄色旧挎包，衣服和鞋子上还有很多黄泥浆，看得出他刚从工地下来。
在我的镜头中，他打扮得比当地干部和老百姓还土气。
他们的一切行动无不体现着毛泽东思想，无不体现着共产党的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着人民利益工作的。
当然，在今天抗击疫情的战线中，有成千上万的医务工作者在奋战，有大量的党员干部在站岗执勤，他们都是新时代最美的“逆行者”。
但是，我们不得不做出以下提醒——
如果有些领导都能够像这些干部一样，不在乎自己是否乌纱帽不保，只在乎人民群众是否过得安好，当李医生、张医生等人第一时间发现病毒的时候就进行调查研究，防控部署，一定能够将病毒控制在一个小范围内，而不至于扩展到全国范围！
如果我们有些干部能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在围攻病毒的这场战役中，我们就一定能尽早胜利！
记住毛主席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